通往信仰深处的心灵之路

■曹展

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，我重新翻开战友夏桂林的《我的长征记》（中国林业出版社），一个关于坚守与信仰的故事缓缓铺开。这部作品，曾得到老红军向守志上将的题字鼓励。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日记或随笔，而是一位军转警察用脚步丈量历史、用心灵对话先辈的记录。

2006年，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，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活动《我的长征》，征召28名志愿队员全程徒步重走长征路。时年50岁的夏桂林从50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。他从福建长汀出发，历时251天，徒步9省，于2007年1月5日抵达甘肃会宁。8个多月的跋涉，他写下9本日记，拍了万余张照片，最终将这段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整理成书。阅读这部作品，我看到的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长征路，更是一条通往信仰深处的心灵之路。

夏桂林踏上长征路的动因，并非一时冲动。他出生在江西修水——秋收起义的发生地。小学时，每逢清明，他和同学们都会去给烈士扫墓，红军的故事自那时便镌刻进他心里。长大后，军旅经历使他与那段历史保持着绵延不绝的联结。在部队期间，他曾四次荣立三等功，红军精神早已在血脉里生根发芽。

然而，真正驱使他在50岁万里跋涉的，还有另一股力量。他坦言：“我是农民的儿子，到了大城市后，条件好了，但惰性却在滋长。到一个地方，如果能坐车，绝对不走路。这让我感到害怕，我要找回那个原来的自己。”

这正是《我的长征记》打动我的一个原因：它记录的不仅是一段物理空间上的跋涉，更是一场精神上的追求。在一个物质日益丰裕的时代，作者的选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锚点——当舒适区让我们的感官渐渐麻木，我们是否还有勇气像他一样，用朴素的方式去寻回精神的重量？

长征路上究竟有多苦？作者给出了不加修饰的回答。当时，志愿队队员们每人背负数十斤的行囊，脚下经常磨出水泡。在海拔4800米的四川山区，高原反应袭来，牙疼、头痛交加，吃不下，睡不着。为了消除牙齿痛感，他在简陋的医疗条件下硬拔掉一颗牙，肿着腮帮子继续前行。他准备了四种睡袋，睡过乡政府的办公室、简陋的小学学校，也曾露宿草地。更让人惊心的是蚂蟥侵袭。爬雪山前，队员们遭遇大片蚂蟥叮咬，拽不下来，只能用烟头烫，许多人的腿上留下永久黑疤……

在这部作品中，最令人动容的篇章，莫过于作者对红军先烈的一次次祭奠。

途经贵州省台江县时，他被几十座散落山间的红军墓深深震撼。待队员们走后，他独自重返陵园，坐在墓前放声大哭。“70年了，他们一直静静地躺在这异土他乡，他们的亲人多年后还在期盼着他们回家……”在遵义烈士陵园，一面长长的墙上刻着3000多个名字。他用手一一抚过那些镌刻在青石上的笔画，泪如泉涌。湘江战役旧址前，望着平静的江面，他久久不能平静——他不敢相信，这片静谧的土地之下，曾埋藏过那样惨烈的牺牲。

阅读这些文字，我深感自己与那段历史之间存在着某种隔膜。我从未真正了解过那些无名墓碑下的生命，有着怎样的热血与悲欢。而作者用他的眼泪，为我弥合了这道裂隙。他让我明白，历史不只是书本上的时间和事件，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用生命写就的。那些红军战士，也曾是别人的丈夫、兄弟、儿子。他们的故事值得被铭记，他们长眠的土地值得一次次回望。

走完长征路归来，作者的头发已然变白。他刮去胡须，染黑头发，第二天便去单位上班了，一切仿佛重回旧轨。然而，他自己清楚知道，内心深处已被彻底改写。

我觉得这种改写，是一种被崇高之物撞击后留下的印记。这是长征赠予他的厚重珍贵的礼物。从此，他把传播红军精神和长征文化视作自己的责任，多次走进校园为师生讲述长征故事。